今天我们仍然需要鲁迅
中国的教材无论是儒家文化主导的1949年之前，还是苏俄主义主导的1949年之后，都有一条主线。这个主线是我们始终坚守的“核心价值观’，这个“核心价值观”的“价值”就是“道”。以语文教材为例，从来就不是以语文的基础知识为轴心选择文本和展开语文教学的，而是主张“文以载道”，“不载道”的语文再经典、再有文我们也不闻不问。
因为需要载道，我们的教材在选择古典语文时大都贯穿着“贵族、地主都坏，农民、穷人都好”的“阶级斗争”之说；因为载道的需要，我们在选择现代文学经典时，就要看作品的主题是什么，作家的立场是站在哪里了。所以，我们在什么样的作品入选教材从来都就不是一个单纯的语文问题。
这就明确了，为什么新中国60多年来鲁迅的作品在中学教材中从来都是“大王”的地位。这除了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石之外，还在于他的立场站对了。
鲁迅的硬骨头阳刚精神可以要，但鲁迅骂过的政府现在细研究起来也不是最坏的政府，鲁迅骂过的“反动”资产阶级文人更不是什么反动的文人。吴稚晖、陈源、徐志摩、章士钊、胡适、林语堂、梁实秋、郭沫若、周扬、成仿吾、章克标、邵洵美等，甚至还打过一点笔墨官司的人夏衍、朱光潜、李四光不仅不反动，甚至连什么大错也没有呀。大不了都是些个人品行方面的问题，诸如太阳社的那些人，被鲁迅骂作“奴隶总管”的周扬，诸如“四条汉子”，后来不都是革命家了吗。如果鲁迅能活到1949之后，哪条“汉子”都是鲁迅的领导，而鲁迅绝不会成为他们的领导。至于鲁迅还革不革命，那是另外一回事了。
倒是那些被鲁迅所喜欢的人，解放以后就都倒大霉了。比如丁玲、冯雪峰是右派，而被鲁迅引以为战友的瞿秋白，“文革”时从烈士一下子变成了“不足为训”的叛徒。
如今中学教材中换下几篇鲁迅的作品，就好像我们不要鲁迅精神了。我倒觉得如今确实到了该恢复鲁迅本真面貌的时候了。鲁迅的伟大，是精神的伟大，他的精神核心价值观就是对当代主流文化的批判，批判我们民族文化中的劣根，他“不合作”的本身比他的作品中“批判了谁”更重要。一个有良知、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高扬的旗帜永远都是“不合作”。“合作”的事情会有无数的人在争先恐后，不用谁为此事操心。
可我们今天谁能真正地知道鲁迅？如果鲁迅活着，他在1957年之后最先干的一件事一定是把自己的作品从教材中撤掉，并且会忏悔地说：对不起了，我曾经骂过的人，你们没有什么错。
我们神化一个人往往连他的过失也一起神化 。我们这个民族从来就不缺少被神化了的领袖与大师，鲁迅被我们神化是因为他“批判的武器”，对准了我们要打倒的“对象”。如果鲁迅当初是站在政府的立场上，鲁迅就不是我们的鲁迅了。就像胡适、陈独秀他们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启蒙作用都比鲁迅大，但却享受不到鲁迅的“待遇”，更没有被神话，甚至一度还遭到我们的“口诛笔伐”。胡适、陈独秀的好作品就不可上教材，直至1979年之后，我读大学的教材中还在批判陈独秀、胡适。我的大学教我的知识是个“负数”，在价值观上都是错误的。我活了五十多年还愚蠢笨蛋就与时代的教材、教育有关。
历史证明，历史还将证明，不能用“主义”、“立场”、“态度”这些变化的政治标准过秤一个作家的重量。你“三十年河东,三十年河西”，一会刀枪对垒，一会举杯碰盏的折腾，那是政治的本质与需要，但作家、作品不是。
阮直
全球公众传媒摘编：秀娟 |
